“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只敢把自己的这种委屈、不忿，倾泻到比他们更弱小的人身上。”在贾行家的印象里，“那些年只要是生活在厂区里的人，几乎家家都在闹离婚。”庭审前，武进在旁听席扫了一圈，看到姐姐武玲后，立马喊了一句：“姐，家里还好吗？”武玲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了，赶紧回道：“一切都好，放心吧。”临了，她又加了一句“（你）老婆还在，不用担心”。武玲所说的“老婆”，正是家里花7万多元买的越南新娘。蔡英文要以“中华民国宪政架构”处理两岸关系的宣示言犹在耳，而在蔡英文和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变相宣示两岸是“一边一国”之后，俨然走回陈水扁的老路。两岸形势更加险峻已成必然。今天是5月第一天，回顾过去的4月，政知君发现，过去一个月，很多省委书记的日程中出现了企业家三个字。3月的全国两会，营商环境是各地代表团开放日的关键词。在政商亲清关系下，省委书记和企业家如何互动？看看几位省委书记的行程便知。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案件质量尤为重要。为了避免死刑案件出现错判，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专门规定，“只有在对被告人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就是指“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33条规定，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可见，刑事诉讼法与《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用语有些不同，前者只是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后者则要求“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所以，从证据把握来看，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对于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证据把握，也必须遵循“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个证明标准。采访中，该工作人员表示出担忧，因为招办是执行部门，只是负责考试，而对生源政策制定、资源如何分配、录取率的调配等关键因素，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所以一旦出现考生剧增，政府部门要提前做好预案。

政知见前面说了，这次纪委参与的力度和程度比以往都要大。于欢案背后吴学占团伙15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将于5月11日在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苏银霞的代理律师、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王文广律师告诉澎湃新闻，他于今日（5月8日）早上收到了法院的书面出庭通知书，昨日法院已口头通知，此次开庭即当庭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