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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虎成克杰就是一个典型。央视有一档节目，叫《东方之子》，访谈的都是号称为中国人民最优秀儿女的人物，成克杰以自己高超的演技得以忝列其中。节目里，成克杰面对镜头，悲天悯人，忧国忧民极了，他声泪俱下地说：“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呀！”接着信誓旦旦：“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偷懒，正在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我们广大领导干部，也应该有这样一种情怀。”案发后，成国林逃至附近山林中。2017年2月22日，警方将成国林控制。另有台湾新闻媒体网站分析，随着北京积极布局中南美洲，并已成为危地马拉第四大贸易伙伴，加上危地马拉频频向北京示好，如今只要中国大陆想启动“外交战略”，台当局恐怕无力招架，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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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证据裁判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既是诉讼主体，受到多种诉讼权利的保护，又是可能被定罪量刑的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多重性决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其行使辩护权的基本方式之一，避重就轻是其天然特色。第二，被告人的供述如查证属实，可以全面详尽反映其作案的动机、思想斗争、目的、手段和过程，可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第三，被告人供述的主观性强，虚假的可能性较大。第四，被告人的供述具有反复性和不稳定性，无法与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相比。第五，同案各被告人之间存在责任分担等利害关系，推卸责任、转嫁责任、减轻责任或者包庇罪犯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基于被告人供述的上述特点，办案人员审查被告人的供述要从取得程序是否合法、供述是否客观真实、供述和辩解有无矛盾、是否合理等方面着手。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同案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外，2004年起，朱琳安排其子在请托人马某等人设立的公司工作，自2008年春节后至2017年4月，朱琳的儿子虽然没在马某的公司上班，仍领取工资、奖金148.95万元。2010年8月，朱琳安排其子以借钱的名义，从马某处索要人民币50万元，至案发未还。2016年上半年，朱琳为了帮助其子投资奇虎360项目，向马某索要人民币150万元。而且为了躲避纪律审查，宋川玩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以岳父的名义向商人转账230万，随后又拿走了商人的银行卡。